伦敦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帝国大都市、金融中心、移民目的地，如今也成为一个道德恐慌的课题。有关这个“亿万富翁”游戏场的兴奋记叙，近年成为外媒的体裁之一。
根据这些可怕的敌托邦言论（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，这些言论被注入新的生命力），来自威权国家、唯利是图而且有时身背血债的富豪，正在导致伦敦空心化。整条街道空空荡荡（媒体很少指明是哪些街道），沦为来自遥远国度的外国人的投资或战利品。普通人逃离了价格高得令人不堪忍受的伦敦生活。在权贵阶层和为他们服务的契约劳动者（至于如果权贵阶层在一年里很少住在伦敦，劳动者究竟如何为他们服务，则从来没有解释）之间，苦闷而不满的中产阶级勉强度日。
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下，只有数字才说明问题。2001年至2011年，伦敦人口从730万增至820万。到本10年末，预计将达到900万。在33个区中，唯一一个人口出现下降的是肯辛顿-切尔西区，从15.8万减少了200人。包括梅费尔、梅利本等富豪地段的威斯敏斯特地方议会的人口增长21%。
伦敦人口增长的具体性质既反驳了那种沮丧情绪，也澄清了人口增长的事实。推升人口数据的是生育率，而非只是移民。换句话说，伦敦正变成一个华美和道德沦丧共存的巴别塔，很多人选择来到这里，现有的居民也选择在这里留下很多的子嗣。如果这是表现他们对这座城市不满意的一种方式，那可是很古怪的。
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(Knight Frank)的年度财富报告，伦敦的超富个人（除了主要住所以外，资产至少达到3000万美元的个人）数量超过全球其它任何城市。可话说回来，具体数字仅为4224人。如果有人认为，这些人的行踪能够影响一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的“人气”，那即使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。对于几乎所有伦敦人而言，在几乎所有时候，外国大亨的在与不在根本不明显。多数伦敦人叫得上名字的外国富豪只有一个：切尔西足球俱乐部(Chelsea Football Club)老板罗曼?阿布拉莫维奇(Roman Abramovich)。
无论伦敦这种海纳百川而不提出疑问的态度是对是错，它都早已存在。19世纪，欧洲一些政权憎恨伦敦，就是因为它接纳了企图在整个欧洲大陆煽动革命的流亡激进分子。卡尔?马克思(Karl Marx)就是其中之一，当年他在伦敦汉普斯特得落户。上世纪70年代，随着富有的阿拉伯人将伦敦作为第二故乡，一种傲慢的厌恶情绪浮出水面。安东尼?伯吉斯(Anthony Burgess)在他的敌托邦小说《1985》中写道：“他们拥有了克拉里奇、多切斯特、Browns……”。法国人讥笑伦敦成了“伦敦斯坦”(Londonistan)，因为伦敦宽容对待伊斯兰激进分子。
有人认为，伦敦曾经是绅士价值的堡垒，直到一场道德滑坡在千禧年前后某个时间点发生——这种看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。伦敦自古以来就开放到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地步，甚至收容麻烦制造者和无赖，其中有富人，也有不富有的人。如果这算可悲的话，那么早在30年前、50年前或者100年前就该哀叹了。它不应在流行媒体的浮躁报道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件特别的怪事。
我们也不应假称，伦敦对于全球化的接纳对伦敦人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外资和伦敦金融城的贡献（鉴于这个金融中心的国际性，这两个因素是一回事）正帮助为自上世纪80年代港区复苏以来伦敦范围最广的改造买单，港区的复苏得到了外资的帮助。一些曾经是荒废代名词的地区（国王十字火车站、巴特西电站、Elephant and Castle）都成了大手笔改造的对象。为了满足需求，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现代艺术馆——巨大的泰特现代美术馆(Tate Modern)正扩大规模。欧洲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伦敦横贯铁路(Crossrail)正在伦敦地下推进。这种巨大的建筑热潮（伦敦现在是一个起重机和大型钻机林立的城市）是不会出现在一个厌恶全球化的城市的。
批评者表示，伦敦是一个不平等的城市，就好像巴黎、莫斯科和纽约不是这样一样。他们哀叹伦敦的房地产价格，就好像香港和东京以住宅价格适中闻名一样。伦敦患有像它这种规模和重要性的城市的所有病症。
伦敦确实有过人口同比下降的时候，那时基础设施老朽不堪，某些城区在没有复苏计划的情况下日益衰败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十年的情形，那些看不起如今这个接纳阿布拉莫维奇之流的伦敦的人，把那个时期浪漫化了。现在它是一个人口更多、建设无止境、犯罪率下降且学校质量改善的城市，它就像一块磁石，吸引着欧洲的年轻人。
伦敦人感激外媒为他们渲泄苦恼。但其实，我们过得还不错。
